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生育一胎的家庭为何对二胎望而却步？记者找了几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年轻人聊了聊。
工作和生育，暂时只能二选一
讲述人：冰莹，坐标：上海 29岁 已婚未育
今年1月，我刚跳槽到一家国企，实现了工资上浮30%，年薪终于突破了30万。在跳槽的那一刻，我其实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至少近几年内，我都不会生育。
对我而言，生育实在是一项高风险的选择，它意味着永无止境地消耗，要不断投入充足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当下，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一个孩子的到来。
我和丈夫的家乡都在东北，家里没矿，经济实力仅足以支持我们在家乡买房。但面对上海昂贵的房价，现在，我们连首付都凑不齐。
在上海打拼6年，我们的薪资确实越来越高，但依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疲于应对。我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以后下班，一天工作12小时，工作节奏很快，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偶尔，周末还要加班。眼下，我们的生活都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阶段，没有办法为一个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我也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一个孩子。
何况，我本就是做招聘的HR，我太了解在职场上生育给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我正处于工作上升期，一旦我选择生育，就等同放弃了一年的发展机会，因为没有职位和机会会愿意停下来等任何人。在做招聘工作时，但凡同期有更多人可以选择，我都不会选择已婚未育的候选人。包括当时我在跳槽面试时，也经常面对这个问题，面试官不可避免地会问及，“有没有结婚？以及有没有生育的打算？”
我认为，对公司而言，这是很现实的考量。薪资水平和工作强度正相关，公司出高薪，是需要员工能够保证为工作投入足够的精力，而一旦生育，则意味着违背了这条默认的协议。
我去年10月刚结婚，目前，家人还没有开始催生。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动生育的念头，但它依然在我的长期规划里，我觉得这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我打算在33岁以内生育，而在这之前，我想先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等生育以后，我恐怕再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不止一次掐灭二胎念头，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讲述人：英子 坐标：杭州 34岁 目前育有一胎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不要赶在35岁之前生个二胎，但不止一次地，我又掐灭了这个念头。
女儿去年上了幼儿园，我和带娃主力——我妈，终于迎来了相对轻松的时光。我妈妈可以每天把娃送到幼儿园后，悠闲地买个菜、遛个弯，回家看几集电视剧；而我，也不用顾忌我妈带娃做饭辛苦，每天下班后提着大包小包的菜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所以，我没有勇气重头再来一次：从怀孕开始，孕期反应、各种筛查、疼痛的分娩、频繁
也许你要问，爸爸去哪儿了？凭良心说，我家不算“丧偶式育儿”，孩他爸还算愿意带孩子，但是女性的生理与心理，天然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从整个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生不生二胎，还真不是钱的事。
老一辈总是说，“吃饭能养，吃粥也能养。”我很清楚，我家经济条件不算差，况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多养一个娃可以摊薄成本，包括不会像头胎一样，被各种婴幼儿产品收割智商税；包括旧衣服旧玩具可以共享，以及我们咬牙斥巨资买的学区房，等等。
但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生了二胎，谁来带娃？我和老公都是新杭州人，我有本职工作，老公正在创业自顾不暇，只能求助父母。为了替我们带娃，他们只能放弃安闲的退休生活，被迫“老漂”，和我们挤在同一屋檐下，三代同堂。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问题怎么解决？两家的老人们来帮忙带娃时，有人突发高血压，其他诸如过敏、口腔、感冒发热一类的小毛病也不少，看病自费，可把他们心疼坏了。随着他们年龄渐长，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
那么，如果找保姆和社会机构呢？这几年类似新闻层出不穷，保姆素质良莠不齐，缺乏监督约束机制，带娃糊弄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隐蔽的让孩子吃亏受辱；社会托育机构也被曝出食品安全，或者性质更恶劣的虐童问题等。再不玻璃心的人，看到这样的现状，也只能心里一咯噔。
我很容易就脑补出我生了二胎后，家里鸡飞狗跳的场景。比起养育的复杂与艰辛，孕产的痛苦简直不值一提。还有一种方案，是变成全职妈妈。但家庭收入减少不说，对于我们“85后”这一代来说，个人的生活或人生成就感很重要，一旦全职在家，会冲淡成就感；再说个不好听的，现在离婚率这么高，万一我和老公情感破裂，我的权益如何保障？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号都摆在我面前。所以二胎，还是再观望观望吧。
不敢生娃，也可能会离开北京回老家
讲述人：小齐，坐标：北京 29岁 结婚两年
我和爱人结婚两年了，下半年或者明年会考虑要孩子。但是一想到生孩子之后要面临的事情，还是会觉得比较痛苦。毕竟生养孩子是两个概念，生是一个概念，养又是另一个概念。教养孩子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外地到北京打拼。生了孩子之后，上有老下有小，照顾起来会很有压力。两边老人的身体状况不算特别好，万一哪个老人需要住院，我们怎么去分工也是一个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方甚至可能会牺牲工作。
照顾老小对我来说是一项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工作。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找保姆或者护工，但是问题还是比较大。第一个就是经济问题，本身养孩子就有很大的开支，找护工就更难以负担。而且没有血缘关系总归是不太信任，和自己家人还是不一样。对于保姆来说，照顾孩子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比如孩子需要睡觉，会哭闹，保姆很可能采取并不适合的方式哄睡。再一个，照顾孩子会涉及到“教”和“养”的问题，尤其在孩子小时，周围人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国家从事护工这个行业的人，受教育程度水平一般不会太高，水平比较高的，我又负担不起。
孩子再大一些，还会面临上学问题。北京目前幼升小主要还是采取划片儿的政策，非京籍家长需要上交很多材料，材料审核也比较严格。我们不是北京户口，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现在住在东五环外，教育资源不算很丰富。虽然我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也希望他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和爱人现在商量着，可能过几年会离开北京，回到青岛去，一方面方便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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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重塑环境，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
5月11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说，人口增速放缓，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
一系列研究表明，经济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毋庸置疑。有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研究人员，在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分析了上海地区人口生育决策的决定因素。研究者坦言，上海作为一线城市，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难以忽视，高昂的养育成本也会对已生育家庭的再生育决策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特别是职业女性，各方面的困境不容忽视。
不仅是城市，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
这两天，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元”的建议冲上热搜。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通过物质激励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不仅是生育放开，配套措施跟上才可能有效果。
上海研究人员指出，相较于其他低生育水平国家提供的多样性津贴福利，如生育奖金、育儿补助津贴等，中国尚缺乏长期且覆盖面广的鼓励生育福利政策。
宁吉喆在发布会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亦指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构筑一个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应建立与现行政策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当下，社会环境应该被积极重塑，让整个社会尽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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