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明一代,由于百姓们承受着沉重的负但,一些过于贫穷的百姓,加上一些好逸恶劳的流民,便纠结一处,为乱一方。他们强抢官府仓廪,同时也会打家劫舍。百姓本来很苦,加上乱民的危害,实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形势,正如史书所述:“终明之世,无一日无民变,终岁不绝。”
在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期间,为了使屡生民变的地方恢复宁静,王阳明既用了用兵之谋,也用了攻心之术,先后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平息了态势。
对于归顺的协从,王阳明都给予优厚的礼遇,且无一丝轻辱。甚至在为多次平乱而撰写的文告里,他还特别向那些沦为流寇的山民,作了这样动人的劝诫:
“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
“尔等皆吾赤子”,“辛苦为贼,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岂如今日,担惊受怕……”
在今天看来,这样感人的文字,只能是出自一颗爱民如子的赤子之心,而不会出自那些终日盘算着中饱私囊的人。无数的史实早已证明,在一生为官而品质优秀的人物身上,廉政与爱民,从来就是统一的整体。
(五)
明王朝虽然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之长,但王朝内部的纷争,从未间断。正德十四年,即1519年,封于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起兵谋叛,令朝野震惊。
正在巡察途中的王阳明为了稳定南方,在还没有接到旨意的情况下,一听到宁王起兵的消息,便随即调动了当时可以集合的一切力量,用围魏救赵与声东击西的策略,经过三十五天艰苦卓绝的激战,平息了宁王之乱。
但是,嬉好“游龙戏凤”的正德皇帝视战争为儿戏,却下旨要王阳明释放已成俘虏的朱宸濠,自己再来作一次活捉宁王的闹剧表演。王阳明考虑到,绝不能再让江西百姓遭受第二场战争的苦难,便甘冒抗旨杀头的风险,将已成俘虏的朱宸濠交人押送京城。
任何一场战争,对于黎民百姓来说,都无异于水深火热。为了让黎民百姓免遭涂炭,王阳明的赤子之心,苍天可鉴。
(六)
后人评价王阳明,称其“真三不朽”。所谓“三不朽”,是指“在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就立言而论,王阳明所写的那些陈述民间疾苦的奏疏,以及弥盗安民的文告,当然也属“立言”,但他真正的“立言”,却是他所创立的“心学”。
嘉靖六年,即1527年,五十五岁的王阳明与其两大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在居所附近的天泉桥上,对心学中的“四句教”进行了一场具有深度的讨论,史称“天泉证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王门“四句教”看似简单,其实正如王阳明自己所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
王阳明的“心学”看似深奥,但一经说破,却明白易懂。正直,仁爱,清廉,简朴,以及知耻知荣,修身励志等等,这一切美德的根本基础,都是晶莹纯洁的“良知”。因此,“致良知”的学说,其实就是利他、利众、利社稷国家的立德之学。
(七)
从在贵阳首倡“知行合一”开始,王阳明就开始了讲学活动。自此之后,全国许多的书院,都曾留下过他讲学的足迹。应当说,他五十岁以后在故乡讲学的岁月,才是他一生最为舒心的时光。
嘉靖六年,也就是1527年,他再次被朝廷起用,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远征广西的思恩、田州之乱。他一到广西,即用安抚的策略,迅速平定了局面,但王阳明由于力疾从事而一病不起,逝世于还乡之途,并留下了“吾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警语。
然而,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理论,却更加深入人心;王阳明所赢得的官声名节,却从此传之久远。后来,余姚学者为了研究需要,曾经远赴贵州、江西等地,沿着王阳明生前的行迹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凡是王阳明所到之处,当地百姓对他都有着极好的口碑。赣南地区的许多人家,还曾供奉过王阳明的长生牌位,代代相传,累世不绝。
尽管时光可以无尽地流逝,但是,百姓们却不会忘记每一位具有官德的人。
(八)
静肃端庄的瑞云楼虽然有数进之多,但它却不是王阳明营造的,甚至也不是王阳明的父亲——成化年间的状元王华营造的,而是由王阳明的祖父租赁而来的。王阳明无暇,也无心置办房产,为国为民,终其一世,他只有两袖清风。
数百年间,瑞云楼经过风,经过雨,甚至经过一时的冷落,但是,它与王阳明浑然一体的堂正之气,却依旧长存。
虽然这位伟大的先哲,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五百年,但是,只要我们真正地走近王阳明,我们与那一盏盏驿路心灯,就近在咫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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